快九點的時候從家裏出來，一下樓發現停樓底下的電動車給沒了，我找啊找啊找了半天也沒找著，後來有人說不是讓人給偷了吧，我這才想起來報警……”那民警問道：“你沒鎖車啊？”那大姐道：“鎖了啊，鏈子鎖。”那民警又問：“你停哪兒了？”那大姐就給他指了靠單元門的位置。那民警四下裏望了望，看到了對著四號樓的攝像頭，道：“去物業吧，調取下監控錄像看看。”
    可是此時物業辦公室早就下班了，一個人都沒有，自然別想調取監控錄像了。
    圍觀眾人七嘴八舌的給那個大姐出主意：“明天早上再過來吧，等物業辦公室開門了，進去看看監控錄像，就能找到小偷了。”“你電動車在小區裏被盜，物業也有責任，你找不著就去找物業索賠。”還有人擔憂地說：“快到年底了，小偷特別多，這眼瞅著就偷到小區裏來了？”
    那大姐隻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那個民警身上：“警察同誌，拜托你們，千萬要給我把電動車找回來啊。我那輛電動車是新買的，花了三千多呢……”
    作為旁觀者，李睿頭腦是清醒的，覺得這位大姐未免高估了警方的破案熱情。對於警方來說，這種總價值不過在三千上下的小破案子，即使破了，也沒什麽可值得誇讚的地方，更沒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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