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巩固了蒋中正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和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对中日冲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责。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访德国外交部,寻求建立在满洲的合作关系。由于德国对满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满洲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工业品和大豆贸易的德满协定,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满洲政权”的规定,从而恶化了中德关系。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东亚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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