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实缘晋之大军不出，所与周旋者皆偏师，力薄而无后援耳。此十九年中，与其谓敌势之方张，毋宁谓晋人之养寇，而养寇之责，则桓温实尸之。永和八年，秦有衅而不能乘；其后虽不得已一平姚襄，而仍置河南于不问，一任燕人之蚕食，皆其显而易见者也。殷浩之败也，王羲之遽欲弃淮守江。羲之本怯耎之尤，殊不足论。其与殷浩书，谓当时“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又与会稽王笺，谓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以区区吴、越，经营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亦近深文周纳，危辞耸听。然长江下游之凋敝，则于此可以见之。当时恢复之计，在于步步为营，徐图进取，殷浩所为，颇近于此，而积弱既久，功效非旦夕可期。桓温欲移都洛阳，孙绰上疏曰：“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烟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飡之饭。田宅不可复仇，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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