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之世，士大夫之恶德，盖有多端。言之深切著明者，莫如葛洪。洪固有心人，其所著之《抱朴子》，《内篇》虽惑溺神仙，《外篇》则实足与王符之《潜夫论》并称也。今试略引其言，以见其时所谓贵胄者之情形焉。其恶德之最浅而易见者，时曰淫酗。《酒诫篇》述其弊曰：“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或登危蹋颓，虽堕坠而不觉；或肆忿于器物。或酗醟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亵严主以夷戮。犯凶人而受困。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棓杖奋而罔顾前后。搆漉血之仇。招大辟之祸。以少陵长，则乡党不相重矣。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士不能堪矣。计数深刻，则醒者不能恕矣。其为祸败，不可胜载。”此等情形，设见于今日，宁非极下等无教化之人所为乎？（今之论者，每谓“中国人之酒德，远胜于欧、美”，然此实后世之事，若稽诸古昔，则知其淫酗实与欧、美人同，此篇亦可为其证也。）此犹可诿曰酒实为之也，而其醒时之悖戾，亦有不减于醉时者。《疾谬篇》曰：“嘲戏之谈，或及祖考，或逮妇女。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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