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虽英杰无如之何。《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司马光语，见《通鉴》。）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傅会之语，初非其实。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所以清定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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